1983年，年仅25岁的“女流氓”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，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，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，“我到底有什么罪？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？”砰！随着一声枪响，女子永远的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1983年10月，在西安的刑场上，站着六个人，其中只有一个女的，她叫翟曼霞，那年25岁。
绳子紧紧勒着她的肩膀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求饶，她抬起头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：“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我就真的该死吗？”
枪声响了，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秋天。
就在几个月前，翟曼霞还在莲湖公园旁边开着一家理发店，店面不大，十平米左右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她手艺好，人也爱笑，街坊邻居都挺喜欢她。
翟曼霞1960年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父母都是厂里的老实人，家里条件一般，但对这个独生女很疼爱。
小时候，她是大家眼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成绩好，长得清秀，见人总是笑眯眯的，转变发生在那几年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来，西方的书、录像带，还有各种言情小说，在年轻人中间传开了，翟曼霞也迷上了这些，开始向往书里那种自由的恋爱。
她开始买口红、烫卷发、穿花裙子，走在街上特别显眼，那时候的西安街头还不那么开放，她这身打扮引来不少闲话，邻居老太太们常在背后议论：“这姑娘太疯了，不像样子。”
1983年7月，西安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翟曼霞去了霸河，脱了衣服下水游泳，她觉得又凉快又痛快。
没想到被村民看见了，村民觉得她伤风败俗，直接跑到派出所举报，警察来了，她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还讲了自己的恋爱经历，她觉得这是个人私事，两厢情愿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她不知道，这番坦率的话，正把自己推向绝路。
1983年的中国，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，那一年，全国开展了“严打”运动，重点整治社会治安。
1979年的刑法规定，流氓罪最多判七年，但1983年的人大决定大幅提高了这个罪的量刑，最重可以判死刑。
这个“流氓罪”就像个大口袋，什么都能往里装，翟曼霞正好撞在了枪口上。
审讯的时候，翟曼霞理直气壮，承认自己和多个男青年谈过恋爱，她觉得这是个人私事，但在起诉书上，她却成了“私生活混乱、败坏社会风气”的典型。
从被抓进看守所，到西安中院一审判处死刑，再到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，整个过程不到两个月。
她曾经问过：“我只是和几个人谈过恋爱，怎么就要我的命？”没有人能回答她，那个时期，全国有177万多人被抓，2.4万多人被执行死刑。流氓罪成了最典型的罪名。
1997年，刑法进行了大修改，流氓罪被正式废除，拆分成猥亵罪、寻衅滋事罪等具体罪名，死刑也不再适用于这些行为。
法律终于给个人的感情生活留出了空间。
回头看翟曼霞，她就是那个年代里，想要活出自我的人，她可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性是自由的，几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我了。”这话虽然没有官方记录，但挺符合她的性格。
她说得对，后来的人们确实不再这么看了。
枪决那天，她母亲哭晕过去好几次，父亲红着眼睛，烧掉了她所有的衣服和鞋子，她的骨灰被撒进了霸河，从此再没有人提起。
有人认为她破坏了社会风气，应该严惩，也有人说，她就是个普通姑娘，没伤害过谁，判死刑太重了。
霸河的水还在静静地流，她那句质问，永远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，但只要还有人记得那段历史，记得那个穿红裙子的姑娘，她们的牺牲就没有白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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