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，山西灵石县县长耿彦波，因工作调任要离开灵石，当地老百姓得知，欢呼雀跃，还送他三个花圈，多年后，他们就因为自己当初的举动，后悔不已......
主要信源：（观察者网——大同市民流泪上街签名挽留市长耿彦波）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山西灵石县主要依靠煤炭资源，县城常年笼罩在煤灰中。
财政收入每年仅有两三千万元，勉强维持运转，基础设施陈旧。
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耿彦波来到灵石担任县长。
他没有急于查看煤矿，反而频繁前往城外的静升镇。
那里有一座清代遗留的王家大院，但当时已破败不堪，墙体倒塌，住户混杂，到处是私搭的棚屋，精美的雕花构件被随意破坏，甚至沦为牲畜圈舍。
在当地人眼中，这不过是一处濒临倒塌的破落院子，毫无价值。
耿彦波考察多次后，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：不惜代价，原样修复王家大院，并将其打造为重要景区。
消息传开，县委大院里一片沉默。
人们私下估算，仅搬迁住户和初步修复，至少需要五千万元，相当于全县两年多的财政收入。
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许多干部委婉提出反对，认为在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阶段，投入如此巨资修缮古建，是极不理智的行为。
有这些钱，不如用于教育或民生。但耿彦波态度坚决，甚至在会议上表示，即便举债也要完成修缮。
他相信地下的煤炭终会枯竭，而修好的古院将成为子孙后代永久的饭碗。
这番长远考量在当时大多数人听来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工程在争议中启动。为筹措资金，县里想尽办法。
工地开始忙碌，但民间的怨气也与日俱增。
搬迁户不满，干部职工担心工资发放。
街头巷尾，茶馆饭铺，到处都能听到对耿彦波的指责和嘲讽，“疯子”、“败家子”成了他的代名词。
人们眼睁睁看着巨资投入那个“无底洞”，心疼又愤怒。
随着工程推进，王家大院逐渐重现昔日的恢宏气派。
亭台楼阁，砖雕木刻，令人惊叹。
景区开放后门可罗雀，售票处冷冷清清。
这似乎坐实了人们的批评，反对声浪愈加高涨。
举报信雪片般飞向上级。
耿彦波承受着巨大压力，却依然每天出现在工地，检查工程质量。
2000年，耿彦波调离灵石。
消息公布后，多数百姓感到如释重负，认为“瘟神”终于离开。
离任当天，在县城主要路口，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：三个巨大的白色花圈赫然摆放在路中央。
在传统习俗中，给活人送花圈是极致的羞辱与诅咒。现场人群沉默，注视着车队。
车子缓缓驶近，司机紧张不已。
车内，耿彦波透过车窗看着那刺眼的白色，面容复杂，但未发一言。
他示意司机绕行，车队最终避开那晦气的场景，驶离了灵石。
他带着骂名和花圈的印记离开，留给灵石的，是一个修葺一新却游客稀少的王家大院，以及看似沉重的债务。
当时，灵石百姓将送花圈之事当作谈资，认为表达了民意。
事态很快发生逆转。
耿彦波调离不久，一些外地摄影师和古建筑专家无意间来到静升镇，被王家大院的建筑艺术深深震撼。
随着他们的报道和文章发表，“华夏民居第一宅”、“民间故宫”等美誉纷至沓来，王家大院迅速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游客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寂静的街道变得人声鼎沸。
门票收入持续增长，周边餐饮、住宿、零售业迅速兴起。
许多原本依靠煤矿为生的人，在景区周边摆个小摊，收入远胜从前。
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，修缮古院的投资很快收回，并带动了持续的经济效益。
直到此时，灵石百姓才恍然大悟。
他们曾经痛骂的“败家子”，实则是在煤炭资源枯竭前，为全县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的活路。
当初那三个花圈，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耻辱和悔恨。
耿彦波后来调任大同，同样大力推行古城改造与文化建设，初期亦饱受争议，被称为“耿拆拆”。
但当他数年后再次离任时，场景截然不同，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聚集街头，拉横幅、写标语，含泪挽留。
这一幕经媒体报道后传到灵石，更像一记无声的耳光，让灵石人百感交集。
从灵石的花圈到大同的万民挽留，时间展现了它的评判。
那三个曾代表愤怒与诅咒的白色花圈早已化为尘土，却在许多灵石人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当人们享受着旅游发展带来的实利时，那份迟来的理解与愧疚，比任何言语都更为沉重。
那个曾被全县唾骂的人，默默将一个崭新的未来塞到人们手中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这或许正是历史给予短视与躁动最深刻的回应。
一些事情的价值需要时间证明，而推动变革者不仅需要远见和勇气，有时还需承担时代的误解。
灵石的这段往事，至今仍引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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